九年级历史教案：评一个徽商研究的学术群体
本文作者(右)和张海鹏教授在中国史学界第六次代表大会上。 我最初考虑要写这个题目，是由于我面前的几本学术著作的启示;我终于放不下这个题目，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则是由于我被一个学术群体所感动。我以此抒发对故人的缅怀，我也以此表示对今人的敬意和期 望。 1985年11月，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张海鹏教授寄给我一本新书《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8月出版);1993年11月，我收到张海鹏教授寄来的又一本新书《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10出版);1996年3月，我再次收到张海鹏教授寄来的新著《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2005年7月，张海鹏教授的同事给我寄来“徽州文化全书”之一《徽商》(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而张海鹏教授已在5年前辞世了。 以上这四本学术著作的出版，首尾整整20年。 张海鹏主持的这个学术群体，关于徽商的研究，是从积累资料做起的。 一 从积累资料做起 张海鹏教授为人谦和，言谈儒雅，写得一手漂亮、流畅的行书，这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张海鹏教授的更突出的特点，是他的治学严谨、治史有方。他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徽商的开拓者之一。 “徽商”是中国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重要商业现象之一，而其活动范围远远超出了徽州以至今天的安徽省而遍及全国许多省份，其活动的内容也不限于商业，而影响到文化、教育、世风，可见，徽商研究是中国明清时期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张海鹏教授以及以他为首的安徽师范大学的一个学术群体，乃确定以徽商为研究领域。 那末，徽商研究从哪里入手呢?《明清徽商资料选编》这本书的出版，有力地表明：张海鹏主持的这个学术群体，关于徽商的研究，是从积累资料做起的。这本“资料选编”凡39.3万字，是从百万字资料中选编出来的，由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张海鹏、王廷元、唐力行、王世华编。书首有“凡例”八则和“前言”，“前言”的落款是“安徽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这表明，当时的这个研究室是把“徽商”作为研究工作的主攻方向。20年后再回首，人们可以看出当年的这个抉择是有学术眼光的。 关于这本“资料选编”，有两个问题是值得强调、值得评论的。一是它的“凡例”，二是它的分类。由“凡例”可窥编者的治学严谨，由分类可见编者的学术眼光。 先说“凡例”。“凡例”的前三则是： ——本书所收资料以明朝及清朝前期(公元1368—1840年)有关徽商的记载为主，间亦涉及明朝以前和公元1840年以后的记载，俾便于考察徽商的盛衰过程。 ——本书按资料的内容划分章节。每节按类酌分若干组，不另加标题。每组之内，按时间顺序编排。 ——凡原资料内容涉及几个章节者，皆不加割裂，以保持其完整。此类资料，按其主要内容编入某一章节，他处不再重复。为便于检索，特于每节之后作一索引。书中资料，皆按编排顺序注明号码，检阅索引，即可查得与各该节内容有关而又被编入其他章节之资料。 这前三则凡例，交待了所搜集资料的时代断限以及编次原则，同时说明了同一资料在书中的互见情况。 “凡例”的第七则是： ——资料来源，除方志注明时代，族谱注明地望之外，其他仅注书名、卷数(或页数)和子目，以求简明。为便于查考各书之作者及其版本，特作引用书目附于书后。 这则凡例，是交待资料的来源、种类和相关的著录形式。 综观以上几则凡例，人们可以看到研究者们是在怎样进行着“原创性”的工作。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不从原始资料入手，何从谈“原创性”。中国历史上这一治学的优良传统，在当今的学术界，是格外值得“重温”和提倡的了。再说分类。分类是指编者对所搜集到的史料作出判断和安排。判断，关键在于确定史料的性质;安排，重在对史料作出合理的编次。这两点，是表明编者将从丰富的史料中概括出哪些问题。《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一书的编者，把近40万字的资料按其性质分为七大类，即清明时期的徽州社会、徽商资本的来源与积累、徽商经营的行业、徽商的活动范围和经营方式、徽商资本的出路、徽商的政治态度、徽商与学术文化等。每一大类又分成若干小类，从而形成了以章、节统率起来的徽商资料分类的整体框架。这个整体框架，不是依据逻辑的推导，也不是依据某种“范式”的结构，它完全是从具体的史料中概括出来的，因此它是可靠的和经得起检验的。同时，这个凭借历史资料建立起来的框架，已经反映出了研究者们对于徽商及其种种活动的初步认识。 当然，资料的搜集是一件烦难的工作，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所写的那样：“大家在实际工作中都深感研究徽商所遇到的一个困难问题，就是材料分散。……我们想，如能把分散的有关徽商资料进行摘录，汇集成编，这对大家的研究工作多少可以提供一点方便。为此，我们集研究室全体同仁之力，并借‘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在最近几年中，利用教学之余，冒寒暑，舍昼夜，到有关图书馆、博物馆、科研单位以及徽州各地，访求珍藏，广搜博采，从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中，进行爬梳剔取，初步摘录近40万言，编辑成册，定名为《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正是这部在参阅了二百三十余部书籍基础上编纂出来的“资料选编”，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为编者们的下一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张海鹏主持的学术群体把视野转向了一个恢廓的范围：全国的商帮。实现了全国范围内有关研究者的一次大协作，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把握全局的意识 张海鹏主持的学术群体在完成《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之后，并没立即转入徽商的具体研究，而是把视野转向了一个恢廓的范围：全国的商帮。于是，他们在1993年出版了《中国十大商帮》一书。《中国十大商帮》的研究和撰写，是全国范围内有关研究者的一次大协作，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十大商帮?主编张海鹏、张海赢在《前言》中有明确的说明：“近几十年来，明清商帮的研究，在国内外史学界都已成为引人注目的课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无庸讳言，到目前为止，学者们的注意力，仅仅只放在个别商帮的研究上，而多数商帮至今还受到冷落。就明清商帮这个大课题来看，大家还没有把个别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没有把‘帮’与‘帮’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点找出来，没有揭示出商帮的兴衰原因和活动规律，没有全面地说清商帮的活动与明清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由此不难看出，关于明清商帮的研究还不过是开始。我们的任务是，对单个商帮进一步深入研究，进而展开对整个商帮的全面研究;否则便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或者虽见‘森林’而看不清‘树木’，而这都是我们研究中的缺陷。”显然，这是关于明清商帮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在观念上的一个共识，也是明清商帮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徽商研究的主持者，张海鹏对此自有深切的见解。 《中国十大商帮》所阐述的明清商帮是：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其撰写者多达20余人。其中“江右商帮”指江西商帮，“龙游商帮”主要指属于浙江中部偏西南的龙游县的浙江商人。 从《中国十大商帮》一书来看，略微可以窥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关于研究明清商业及商帮的热潮。从这本书所反映的历史面貌来看，这十大商帮的发展势头各异，也具有各自的特点。晋商和徽商的势头、影响比其他商帮更大一些。至于特点，如晋商的票号，陕西商帮的“边商”活动，宁波商帮的海外活动，广东商帮的社会影响，徽州商帮的商业道德等等，都是很突出的。当然，从研究者的叙述来看，十大商帮也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如经营行业、经营方式、经营观点、活动范围、社会影响等，都是研究者所关注的。总之，《中国十大商帮》一书的出版，使人们对明清时期中国各地的商人活动有了一个近于全局的认识，这对于深入研究一个个具体的商帮有重要参考价值。诚如本书主编者所说：“上述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这些商帮中的商人，有远涉重洋者，有‘以布衣交天子’者，有‘藏镪百万’、‘宛如世家’者，有商、儒、政兼通者。其所经营的项目几乎是百业俱备，而足迹所至则是‘山瞰海涯’。这十个商帮，堪为明清商帮的典型代表。我们把研究这十个商帮的成果，汇成专著，可以窥见明清商帮的概貌。”(《中国十大商帮·前言》)对于在历史上影响甚大的徽商的研究来说，本书的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说《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是做的积累资料的工作的话，那末《中国十大商帮》一书便是进一步做了认识上把握全局的准备。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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