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历史复习：“九一八”事变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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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２２时２０分，以日本军官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７名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按照预定的阴谋，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村一段。日军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随即向沈阳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日军袭击了北大营火药库，守护火药库的众多中国士兵从睡梦中惊醒，来不及着装，便被射杀、屠戮。驻北大营王以哲旅数逾万人，装备齐整，素有东北军模范旅之称，由于忍辱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却被日军铁路守备队第二大队５００人一举将营地攻占，王旅仓惶溃退。

　　当时，东北军的总人数有３０万左右。除参加中原大战随张学良进关的１１万余人外，留守东北的尚有２０余万人，另有公安、警察部队若干。而日本关东军此时在东北的兵力只有１万余人。由于执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东北军将士对突如其来的进攻毫无戒备，致使日军偷袭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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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蒋介石写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手令。
　　１９日零时２０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实施进攻。同时，又令驻东北的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集中，攻击沈阳城；独立守备队各部队进攻南满铁路沿线的安东（今丹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关东军还电请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尽速增援。 １９日凌晨３时，日军攻入沈阳。留守的沈阳公安总队在警务处长黄显声的带领下同日军展开了巷战。晨４时，驻扎长春、宽城子等地的日本军队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当时，在沈阳的东北地方军政大员仅有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两人。与关东军的蓄谋已久相比，荣、臧二人对日军的突然行动毫无准备。当得知日军开始进攻时，臧式毅通过电话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进行了交涉。日本领事的回答却是：“军人行动，领事无权处理。”当北大营第七旅值班军官向荣臻电话请示处置措施时，由于当时身在北平的张学良事发时正在同英国大使一起看京剧，联系不上，不敢擅自改变既定对日政策的荣臻含泪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领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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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日，日军侵占沈阳，几天之内又占领长春、吉林等地。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图为日军占领北大营。新华社发
　　 ９月１９日晨６时３０分，经过５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占领了沈阳城。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仿佛进入无人之境，所有中国警察、宪兵都被缴械。东北当局及辽宁省设于沈阳的党、政、军、财、教育等机关，兵工厂，飞机场，银行等全被侵占。辽宁省省长臧式毅被俘，东北边防军代理司令、参谋长荣臻等微服逃走。日军攻占沈阳后，大肆抢掠公私财物。 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１８亿元以上，损失飞机２６２架，各种炮３，０９１门，机枪５，８６４挺，步枪、手枪１１万余支。日军在攻占沈阳的当天，还攻占了安奉、南满两铁路沿线的长春、营口、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抚顺等２０余座城市，略地千余里。日军又继续扩大占领区，仅一星期，就侵占了辽、吉两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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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九一八”事变第2天上午11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官银总号（中央银行）大金库，掠夺了大批现款和黄金。这是日本兵把守在金库门前，门上贴有“日本军占领”的字条。新华社发
　　柳条湖村位于沈阳北郊，面积近８平方公里，多为柳林丛生的沼泽地，还有少部分菜地和庄稼地，散乱地分布着２０来户人家。北大营距沈阳老城区约５公里，原为张作霖麾下东北军一大兵营，驻兵万余。整座营盘方方正正，边长两公里，四周环以土围和深壕。日军精心选定“九一八”事变发生地，实因柳条湖和北大营是中国东北的军事要地，还因为这里的地理位置、地形地物便于日军寻找事变借口和易于发动事变。北大营距沈阳城５公里，距柳条湖村５００米，距南满铁路最近处仅３００米。

　　据当年参与策划柳条湖事件的日军中的３个核心人物之一——花谷正，在《文献昭和史》中是这样描述的：“１８日夜，月近半圆，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个离兵营约８００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并点了火，时间是１０点过了，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都炸飞了。”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也已明确认定：柳条湖事件“是日本人有计划实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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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中国内战不息，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受蒋介石诱惑，率东北军７万余人入关助蒋，使东北防务空虚，给日军行动造成了机会。中原大战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反共立场，调动数十万军队连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国民党内部斗争亦十分激烈，１９３１年５月，汪精卫等在广州另立中央，成立“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国民党统治集团把精力都用到内战和内争中去了，根本不顾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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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西义勇军老梯子队在阵地上抵抗日军。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东北边防公署三次派员调查。９月初，中国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表示可用外交途径解决，并委曲求全，将关玉衡逮捕，拟对关进行军事审判。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甘休，他们认为利用“中村事件”正是向东北出兵的“天赐良机”，公开宣称要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侵略气焰甚嚣尘上。当东北危亡在即之时，蒋介石政府却认为日本为亚洲文明国家，绝不会有违反国际公约之行为，日方之宣传或系一恐吓手段。蒋介石不仅没有对日军入侵有所防备，反而一再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由于中国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所以日关东军司令部敢于命令仅一万余人的关东军向驻有近２０万中国军队的东北全境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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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月28日，东北抗日联军成立，杨靖宇(左)、周保中(中)、李兆麟(右)分任三路军总司令。 新华社发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际联盟召开第十二届大会。中国政府不积极动员人民和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却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国联。９月１９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饬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控告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主持公道。施肇基在诉说日军入侵，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情景时，声泪俱下，并声明：中国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条件。

　　但国民党政府继续奉行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对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力加镇压，使日军占领东北后把侵略的战火又烧向中国内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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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宣传抗日御侮的报刊杂志。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并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１９３６年２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打击侵略者。人民自发抵制日货，要求对日经济绝交。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官兵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立即抗日。全国各地翻腾着抗日救亡的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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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战士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被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怒了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各党派爱国人士、爱国民众团体的倡导和响应下，迅速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浪潮。

　　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分别于９月２０日、２２日、２５日、３０日和１０月１２日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全国同胞书等，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恶目的和反动本质，严厉谴责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抗日救亡主张。中共中央号召全国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自己武装起来，“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还在有关决议中特别要求当时的满洲省委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侵略，加紧组织军事力量进行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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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本斋及其领导的回民支队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共满洲省委全力以赴，立即投入了发动和领导东北民众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９月２５日后，在沈阳、大连、哈尔滨等地的街头出现了“以罢工、罢市、罢课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反映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标语和传单。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积极宣传、推动下，东北广大民众的民族觉悟被极大地唤醒，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支援下在东北各地蓬勃发展，狠狠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最终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东北抗日义勇军到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４５年的１４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白山黑水间谱写着一曲曲壮丽的诗篇，以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为代表的无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血沃疆场。中国共产党也在血与火的抗日战争中经受住考验逐步壮大、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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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英雄
杨靖宇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在东北已经有了多支抗日队伍，如“东北工农抗日游击大队”（对外称东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补充团）、“抗日救国游击总队”、“抗日救国游击军”、“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这些抗日队伍联合在一起，形成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部分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相继组成各种名目的抗日义勇军，抗击侵略者。其间，中国共产党迅速派出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等重要干部到东北，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与自发组织起来的东北义勇军一道，在白山黑水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入东北之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不同方式，经过不同发展阶段，先后建立起来的１１个抗日武装部队的总称。它是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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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战士
　　１９３５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东北党的组织和人民革命军立即响应，并积极筹组东北抗日联军。１９３６年２月，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将党所领导的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参加这一联合军队组织，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自１９３６年初至１９３７年秋，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了１１个军。但由于各军被敌人分割各地，联络不便，一直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各军仍然分散独立作战。

　　１９３６年３月，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指示，将部队改称东北抗联第二军，兵力二千，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同年６月，魏拯民到达南满金川县河里地区（今柳河县境）与杨靖宇会见。时值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宣布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为东北抗联第一军。尔后，由杨靖宇、魏拯民主持召开南满、东满特委及第一、二军主要干部联席会议（即河里会议）。决定：（一）抗联第一、二军合组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王德泰分任总、副司令。（二）建立党的南满省委，选举魏拯民为书记。此后两支部队更为密切地展开了联合抗击日伪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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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英雄
赵一曼
　　１９３６年１月下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四、六各军和谢文东、李华堂部队举行联席会议，合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任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之后，第三军正式改称东北抗联第三军，部队扩大成十个师，兵力六千。东北抗联第六军于同年６月改编，军长夏云杰。同年１１月，抗联第四军第二师改编为抗联第七军，军长陈荣久。后长时期与我党领导的部队联合抗日的谢文东部民众军、李华堂支队相继于１９３６年９月和翌年１月分别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八军与第九军。

　　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于１９３６年冬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十军，军长汪雅臣。
　　至１９３７年上半年，东北抗日联军已经由小到大号称“十大联军”，兵力达２万余众，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武装力量。日本帝国主义称东北抗日联军是伪满洲国的“治安之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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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际上，苏联和世界其它一些进步国家一致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但英美等国却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绥靖主义政策。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愿对日本采取强硬制裁，反而偏袒日本。国联后作出决议，不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要求双方撤兵，避免事态扩大。虽然要求日军从占领区撤退，却赋予日军自由“剿匪权”这一有利于扩大侵略的条件。对国联这些颠倒是非、侮辱中国的决议，一向逆来顺受的国民党政府竟也完全接受。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国联大会通过一项报告书，确认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在沈阳及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自卫措施”，“日本在争端的全部过程中采取的军事措施，也不能视为自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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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通过先征服“满蒙”而后征服全中国的计划。
　　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计划由来已久，上世纪末即先后侵占了我宝岛台湾，攫取了我南满的种种权利。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１９２７年，“田中奏折”充分暴露了日本的国策。日本政府根据“田中奏折”确定的战略，积极地进行侵占我国东北的策划和准备。１９２８年北洋政府覆灭，日本政府公然威胁、阻止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妄图首先实现“征服满蒙”的计划，但遭到失败。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日本关东军于沈阳皇姑屯附近的三洞桥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此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激化，日本统治者为缓和国内矛盾，加速了侵略中国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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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
“纪念章”

　　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内政状况都对日本入侵有利。欧美帝国主义正陷在１９２９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之中，自救不遑，无暇东顾。
　　这时，日本关东军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认定１９３１年是使用武力进攻东北的极好时机，坚决反对日军参谋本部的“一年以后行动”计划。在石原、板垣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强调“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因此，日军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装侵占东北的借口。７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日军利用侨居在长春附近万宝山的朝鲜人与当地农民因租地挖渠引起的冲突，以保护朝鲜人为由，开枪镇压中国农民，打伤多人。日本事后反而颠倒事实，在朝鲜大肆宣传华人排斥朝鲜人，在朝鲜煽起了一场骇人的暴力排华事件。日本并以此向中国提出严重交涉。８月，日军利用“中村事件”，把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推向高峰。原来，日本现役军人中村震太郎大尉冒充农业专家到禁止外人游历的大兴安岭地区侦探，被我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抓获。因其间谍证据确凿，当时满怀民族义愤的官兵于盛怒之下将他处死。
　　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作为战犯在中国受审时曾供认说：“伪满洲国的建立及其成长，就是关东军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命令，侵略东北并企图巩固侵略的一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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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路军
奋起反击
　　在国联的决议支持下，日本有恃无恐，侵略气焰更加嚣张。１２月下旬，日军以“剿匪”为名，大举进犯锦州，中国军队弃守，日军攫取了辽西地区，直逼山海关。１９３２年１月，日军进攻哈尔滨特区，２月５日将哈尔滨攻占。自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开始，仅４个月零１８天，东北四省全部沦陷，日军随后即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日军占领沈阳后，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使东北３，０００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与此同时，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晚，日军又在距东北数千里之遥的上海突然挑起事端，向闸北、江湾、吴淞湾等地大举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所部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积极支援和配合下奋起抵抗。不久，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增援第十九路军。中国军民英勇顽强的抗击，挫败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气焰，打破了其侵略华中的计划。但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于５月５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日本从此取得了在上海长期驻兵的特权，为其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华中建立了桥头堡。同时，它们用停战协定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得以抽调兵力投向中国东北三省，加紧了对东北抗日军民的“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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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３年１月，日军蓄意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借机攻陷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２月２３日，日军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部分伪军共１０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不到１０天的时间就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随即，日军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近３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毙伤敌数千人，给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至５月２４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２２县，直接威逼平津。在华北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政府软弱妥协，接受了日本政府“停战”谈判的条件，并于５月３１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该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入侵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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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27日，东北爱国人士在北平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学良资助30万元。图中前排左起：卢广积、王卓然、孙恩元；后排左起：阎宝航、杜重远、王化一。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法西斯并不满足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经过充分酝酿，日本政府和军部于１９３３年１０至１１月间，一致提出了“根绝排日”、“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８日，日军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不断地向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６月５日，日本又借口第二十九军在张北县逮捕了４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由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领事桥本正康等出面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处罚责任者等三条无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政府为平息事态，于６月１９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在日本方面的协迫下，秦德纯于２７日与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负责人；（二）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三）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四）承认日伪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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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街头的反日标语。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制造事端的同时，５月间以中国军队进入冀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以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刺是国民政府的排日行为为引子，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对华北统治权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面对日本法西斯新的挑衅，国民政府又一次屈服。５月２９日，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６月９日，日本在华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离驻平津地区的东北军及国民党中央军。７月６日，何应钦复函梅津，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至此，何、梅间达成协议，通称《何梅协定》。 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１１月２５日，土肥原贤二又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１２月１８日，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指派宋哲元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设置，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是一个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性质的地方政府。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取了与平津等地相类似的手段。首先扶植组建了李守信伪蒙军。１９３６年４月，又扶植了以德王为傀儡的伪“蒙古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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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沟桥上的中国守军。
　　１９３６年６月，广田内阁决定扩大中国驻屯军的编制，由原来的１７７１人猛增至５７７４人，兵力增加近３倍。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６月上旬就急急忙忙地在中国登陆，分别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各战略要点。
　　丰台位于北平西南，是扼守平津、平汉铁路线的要冲。日军为控制这一要点，连续制造了三次“丰台事件”。６月２６日，日军扣留中国守军受惊马匹，殴伤马夫，逼迫中国驻军换防，制造了第一次“丰台事件”。９月１８日，日军外出演习部队在丰台正阳街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孙香亭连相遇。双方互不让路，相持许久后，日军将孙连包围，并掳去连长孙香亭。随后日军派兵强占丰台，制造了第二次“丰台事件”。是年冬，日军又以向北平市当局购买丰台至卢沟桥间５０００亩地修筑兵营和机场遭拒绝为由，制造了第三次“丰台事件”。日军连续挑起事端并抢占丰台，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侵占平津创造条件。


　　1937年7月北平守军用先进的机关枪抗击日本侵略者。
　　为了弄清中国军队的部署，日军从１９３７年３月至６月短短３个月间，就连续派出６批高级将校参谋人员，以所谓“旅行”、“视察”为名，深入到华北、华中等各重要城市进行战略性侦察。

　　为检验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日军在其本土和华北地区连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１９３６年底，日本陆军参谋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近十名将官，在日本东京、名古屋进行了一次首先入侵中国，然后进攻苏联的图上演习。这是日本把侵华战争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上将军官参观了这次演习。这些将官随后都被派往中国，担任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各方面军或军的司令官。在华的中国驻屯军，组织以夺取北平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更加频繁。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每３-５日一次。自进入１９３７年５月之后，驻丰台的日军，不分昼夜地进行实弹演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当时，在日本东京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７月７日夜，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附近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至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宛平城搜查。当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即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此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守军忍无可忍，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第二一九团在旅长何基沣的指挥下奋起反击，从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全国性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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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征四郎

土肥原贤二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和实施者。

　　坂垣征四郎被称为关东军的“大刀”。他１９１６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１９１９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１９２９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１９３０年６月，坂垣征四郎在与石原莞尔进行了多次密谋后，组织了横跨中国东北三省的“参谋旅行”。“参谋旅行”是他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前哨战。他们在哈尔滨、锦州、旅顺等地制定了日军在这些地区作战的攻防战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领满蒙的计划，并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石原莞尔被称为关东军的“大脑”。１９１８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总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当时曾有人评价说，石原莞尔的头脑是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的头脑”。１９２２年，他留学德国，研究过拿破仑军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但他的全部兴趣和爱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扩张方面。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他由日本陆军大学教官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与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形成团伙，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土肥原贤二是日军中的“中国通”。他１９１２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长达３０年的特务生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讲几种中国方言，１９３０年任天津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前３０天，他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虽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在沈阳，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务机关却是发动事变的中心。事变发生后３天，土肥原贤二即从东京返回，就任沈阳市市长。
　　“九一八”事变后，坂垣征四郎任沈阳特务机关长、伪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１９３６年任关东军参谋长，并在１９３７年以日军第五师团长的身份率日军入侵中国华北。战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被处以绞刑。
　　事变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后升任日本陆军中将。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原莞尔见风使舵、混淆视听，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５日，他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６０岁。
　　“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还参与策划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阴谋事件，如“华北自治”、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张北事件”“七七”事变等。日本战败投降后，土肥原贤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并处以绞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