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成都中考语文经典现代文选读：《新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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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到上海，路途虽不能谓遥远，但地面上却多的是湖沼苑林，其中真是变幻无穷。非要凌空而看，才能观出其妙处来。湖沼中多精灵，有的忽而由蝌蚪摇身一变而为巨蟒，也有的由巨蟒又缩为蝌蚪。机缘，本事，和龙王的兴致，自然左右着一切。乘在直升飞机中的塔塔，自离了南京明孝陵，便一面撷取初秋碧空的朵朵云花，一面俯瞰着京沪地面上的苍生变化。谁知这么一盘旋，竟逍遥了两个月。国庆那天离开中国首都，到黄浦滩时已是初冬了。
       
        　　塔塔飞到虹桥机场，乃以烟斗在机壁上敲出密码：“红毛来了！”心想，下面电台一定报以“欢迎速降”四字，升起绿色信号。不料地面航空站长认定塔塔是陈纳德的飞虎大队卷土重来，所以回电云：“侵我空权，未便接纳。”塔塔与站长往返争辩，但地面上的华人吃洋亏太多，死也不准降落。机场附近住民，甚至祭起笤帚，擀面杖。塔塔一看指针，汽油已快告馨。所幸是垂直升降，就放弃“检阅仪仗”大典，改在南市降落。由上面看准一片空地，飞机闭了气门，徐徐降下，谁知不偏不倚，恰恰落在住宅区丛中一滩垃圾上。打开机门，脚下是一片葱头蒜叶，狼藉满地。塔塔夫妇大吃一惊，赶紧掏出手绢，一手堵了鼻孔，一手提了衣据，匆匆迈过“卫生丘”。
       
        　　穿过一条狭窄无阳光的弄堂（堂里遍是咦咦的苏滩，杂着麻将声，忽而丁当如雷，忽而刷刷如雨。两边墙上地下淌着的净是黄色人流），便来到大街。人行道上，果然找不到一个摊贩，而电杆上贴的是醒目标语：“整顿市容由大街做起！”或“市容第一，卫生第二，民生第三！”
       
        　　塔塔夫妇正在莫明其妙时（心下却老大不舒服），忽然看见街角有白衣看护模样者抱了一筒竹签。那个男看护随端详着各人抽的签，随嚷：“出境！”“留境！”“出境！”“留境！”塔塔在人群中望到一个白发长者，便屈身打了一躬，请问他个究竟。老者说：“这是上海市政一个特色，便是用抽签来解决社会不良现象。二十年前，人力车便这么抽没有了的。妓女也一抽二抽都从了良。如今这一带患病的太多了。市政府正用抽签办法来减少这种不健康的人口。”塔塔太太听了不服，说：“肺病嘛，是因为营养不足，阳光不够，哪能用抽签来治？”那长者捋捋胡子，翻了几翻白眼，说：“人力车夫和妓女还不是因为整个社会营养不足，阳光不够？然而一抽二抽居然也抽没了。嘻嘻，这是我们中国的发明！”
       
        　　塔塔太太还是不服，想要继续分辩。但老人早已掉过头去，很专注地看抽签去了。另一个路人乃自嘲说：“上海是国际观瞻之地，市府不愿你等洋人对敝国有东亚病夫之感，所以这实在是必行之政！”
       
        　　看过昆明、南京那样流线型的新中国后的塔塔，自然对老上海大失所望。这时，公母俩沿着阜民路向北走去。先到塔塔夙所喜爱的老城隍庙一游。庙里人山人海，热闹不减当年，大约逛庙是人之天性，并未被时代所消损。一进庙门，正是一场耍猴的。蓝布篷下挤满了闲人。瘦猴子乖巧地仁立场中心。老板当啷一声锣，便三跳两跳，跳到木箱前，掀开箱盖；抖擞出一袭绣金的衣冠。当啷又一声锣，猴子披在肩端，便俨然是一员大官了。于是，老板摘下帽子，向观众讨起钱来。
       
        　　几家食摊过去，便是一个武术班，那里正练着“人塔”。三名彪形大汉肩上各立着一人，三人上又立起两人，两人上面还站着一个人，脚下颤悠，手却做出黄天霸的英武姿势。这时三名彪形大汉之一，嫌肩压太重太久，想撤出来，那其余八个艺人都一起叫嚷“使不得”。那黄天霸嚷得特别厉害，说：“我爬得这么高，都是你们捧起来的啊！”
       
        　　魔术摊子上也在起着骚扰。原来魔术师事先在人群中安插了自己人。临时借帽子，验筒底，浇水，点火都是他自己的伙计。观众没看透的，还为魔术师的本事喝彩。观众中有位仁兄把机关拆穿了、于是，魔术师的伙计们一拥而上，把多嘴者打个界青脸肿。
       
        　　然而庙中正殿镀金的城隍爷却蒙着尘埃坦然坐在那里，毫无表情，好像在说：猴子，卖艺人，魔术师，尽可来来去去，我城隍毕竟还是城隍呀！
       
        　　由老西门沿马路向东行，渐渐看到一种奇异服饰。愈靠近十六铺愈多。他们上身穿的是欧服，黑色硬壳帽，衬衫，领带，然而下半截却是旧式裤子，丝腰带，裤口缠着缎带，脚上登着皂鞋。这些人说话，每句十个字必来四五个欧字，而且大半是欧洲商人用的俚语。他们因为世代做的都是买卖，所以商人习气未免重一点。但因为他们经营的是替洋人买原料，、所以一切都以侍候主顾为原则。对一切“洋”的另眼看待。然而洋音乐如贝多芬，洋文学家如莎士比亚又与他们了无缘分。那些既不能装箱贩售，在国际市场上又没有行情，在他们眼中，其价值还不如一听罐头花生米。他们上半截“洋体”是为应付大班的：机警，敏锐，相当地不讲情面；那下半截却深深埋在国粹里：姨太太，人参白木耳，甚至偶尔来口鸦片烟，还谙于逢节送礼，递片托情等种种中国处世奇方。他们可以说是《南京条约》的重要副产物，兼有了东西方应付本领。无怪乎二十年后，偌大中国变了样，而买办先生仍盘踞在十六铺一带！
       
        　　看到了买办的大腹便便，再看到一路上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露宿者，和赤脚袒背的码头工人，塔塔深深诧异中国二十年来毫无改进。
       
        　　但是黄浦江的情景却真可令人兴奋了。正对着旧法大马路，是一条三万吨的重巡洋舰，桅杆上飘着崭新的国旗。听说它是去年由吴淞造船厂建成的，舰长是兰州人。另外还有中国驱逐舰，大小炮舰都泊在江面上，远处虬江码头似乎还泊了一条军舰。这时，一条印度共和国的兵船适缓缓驶入。船上据说载着访华的印度政界元老尼赫鲁。中国巡洋舰上，这时水兵排成雪白一条，为首的铜乐队奏起印度国歌。奏毕，印度兵船又报以中国国歌。岸上的行人都振臂欢呼。
       
        　　塔塔夫妇登时感到莫大兴趣，把垃圾早已忘个干净。
       
        　　印度二十年来的政治进步，实由于印人与回人和平相处，多数保证并不想把少数吞噬下去，甘地老头子总算没白挨饿。
       
        　　中山路上，突见一块界石，竖在马路中心。一边写着：“由此往南，为旧上海博物馆”，一边是：“二十世纪之上海”。原来刚才的垃圾、抽签等等，都是博物馆的展览品，这个近乎恶作剧的玩笑可开得太大了。凑近一看，界石上面还刻有三行小字：“老上海者中外垃圾之聚合地也。论交通，五十年前已有高速度工具，然其民间文化之低落，习俗之恶劣，有甚于僻远边城者，故改良上海非二十年所克成功者也，本市府为尊重落伍分子之情性，并促上进市民之警惕，特辟南市为博物馆。一切均仍其旧，以为新上海之对照焉。”读毕，塔塔仰头一望，忽觉天空也以此石为界，分作两种颜色。以南，是一片浊黄，以北，则万里晴蓝，宛如海洋上的分水线一般。俯首一看，马路划分得比二十年前租界与华界尤为明显。一边有个十来岁的顽童，神色慌张，正追着一辆载煤卡车在偷拾煤屑。一名挥着警棒的巡捕，正追在后面，乱打孩子的头脚。在界石那边，一个年龄不相上下的孩子，穿着黄色童子军制服，背了书包，正由一名警察挽着手过街。塔塔赶快扑上前去，问那孩子是谁家子弟。孩子答曰：“我就是那个偷煤的孩子呀！那个才是原来的我！”
       
        　　这时，塔塔听了孩子的话一愣。恍惚间似要返回现实世界，（那多悲惨啊！）幸亏有个穿蓝绒制服、头戴圆帽的人赶上前来。他帽上写着“新上海导游”，下面还有个“9”字号码。不用说，是来兜生意了。
       
        　　这种导游人，大抵都自备轿车。塔塔夫妇上了他的汽车，便向市区驰去。由车窗外眺，但见横跨黄浦江上的是三座钢桥。浦东那面也是高楼林立，江上原始的帆船已不见了，只是一艘艘的游艇，有的漆成银色，有的是朱红，把灰黯的江面点缀得十分美丽。最雄伟莫如南京桥，恰与旧南京路成直线。桥上有高架电车，底层中间专走汽车，两旁沿桥栏是行人。这时正有一群少年争用馒头喂海鸥。那些白羽海禽成群盘旋，嗽瞅叫着，由少年手中啄食。桥上千百车辆规则地前进。照市府办法，车的喇叭声已由尖锐的呼啸变为悦耳的低吟了。而行人与车辆之间既有栏杆隔开，司机也就不必嘟嘟叫个不停了。但导游人说，上海最大的变化还是坐汽车的与步行者之间已没有了悬殊的社会阶级之分。在大量生产下，每个工人或小职员都可用分期付款办法，以两三年的积蓄购置一辆特别设计的“平民世纪车”。正说着，就有个工人模样的车主把车开进空场来。趋前一看，车里正走出工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女人穿着花布裤子，手提着花篮。
       
        　　“因为人人可以有汽车，汽车就失掉旧日的威风了。”导游人似颇有感慨地说。
       
        　　导游人于是走下车来，塔塔夫妇也随着下了车。这时，南京路角的地铁车站口正拥出一簇短打扮的行人，是浦东工人坐车由江底隧道过来的。导游人指着沿街的建筑，用江北口音说：“那是国家二簧院，二十年前原为美国海军指挥部。今晚有富连成新编的《火烧长沙城》。那有屋顶花园的是大公报馆。今天七楼礼拜堂举行读诗会，有国乐伴奏。那座尖塔形的高楼是社会保险部上海分处。全国各城市都有他们的分支。上海没有乞丐，没有小偷，没有失业游民，不是警察弹压有功，而是人人都有了工作，不必再担心饿死冻死了。”
       
        　　向导像位社会学家般地加着注解。
       
        　　说着，我们便踱入了外滩公园。草坪上这时正有一圈圈人群，围了激昂的演讲人。一位戴近视镜的老先生哆哆嗦嗦地站在一只小小讲台上，正指手画脚地讲。脚下木台上写着“大同促进会”。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在“新共产主义”的布旗下也在讲着。一个三十开外的短发妇人在演讲“儿童公育”。听众有的扬声质问，有的背手静听，有的不住鼓掌，有的正要走开，是完全自由的空气。人丛中还有卖小册子的。什么《优生》、《阶级斗争》、《生产公有》、《唯美主义》，都在推销着。园警只背着手往来看望，有时自己也听得入了神。
       
        　　靠近一棵大榆树，塔塔夫妇碰见了那辆“平民世纪车”的主人。这时大小一家正铺下一块毡毯，席地而坐。主妇打开油纸包，在分配野餐食品。塔塔走过去同那男人搭讪，方知他是浦东钢铁厂的工人。每礼拜休息一天半，今天刚好是半日工，特带家人来此野餐。从他口里还知道了中国实行义务教育已将近十七年了。看到他胸上佩着“工会会员第XX号”徽章，间他这工会可是社会部设的那种模范工会？他哈哈大笑说：“工会是工人的组织，怎能由社会部设立？”问他：“工人的组织一定就不免捣乱吧？”他说：“肚里有饭吃，孩子有学上，国家有希望，有体面，哪个捣乱是乌龟！”
       
        　　塔塔夫妇看见工人一家吃起包子，自己肚子也发饿了。导游说：“中国好馆子在北平，好厨师在四川，但讲风雅可属上海了。美国副总统，法国交通部长，都照顾过驰名全球的上海食摊。”三人随说随上汽车。一拐进圆明园路，远远便望到沿着苏州河一片各种颜色的帆布篷，篷下摆的都是一排排的藤桌藤椅，穿了白制服的侍役托着漆盘往来招待。桌椅间杂陈着鲜花，墙上还有猜谜灯笼，绘画展览。听说这些摊子本来都是沿街兜售的小贩。市府饬令财政局以低息借他们笔款子，分期偿还，以便扩充。卫生局来监督清洁，教育局也趁机会大大推广艺术教育。食摊有的是以拿手好菜出名，有的靠名琵琶手的演奏或名篆刻家当场刻印而招徐顾客。上海文人大多荟萃在此。譬如，着名的国画家黄晴云及其门生便多聚在涮羊肉摊上，以长篇小说《栽赃》（已有十六种文字的外文译本）知名的孔良先生每天下午必在酒酿丸子摊上边吃边写，袍子上浸得净是酒酿和墨水。获诺贝尔奖金的中国石雕家霍之玄先生专好吃炸腊肠。但吃是小事，开心的是苏州河上的一派风景。市政府的乐队又时常在河边树荫下奏乐。
       
        　　吃完了烤鸭和酒酿之后，天色已渐晚了。塔塔夫妇付了导游人的酬资，便到乍浦路拜访了一位犹太籍的老友。想不到他仍然健在！二十年前，除了哈同、沙逊两家，上海滩上的红毛巾，他是数一数二的了。有的说，他比哈同、沙逊都更有钱，因为他有美奥双重国籍。那时，美籍占先，所以大捞了一把。
       
        　　见了老朋友，他自是又惊又喜，然后彼此抱头数了一阵白头发。等谈到这二十年的境遇，他不住摇头说：“塔塔老友，你的杀虫粉销路怎样？此地可已不再是冒险家的乐园了。这里简直不是个阔人住的地方！”随说随叹气。塔塔夫妇大惑不解，问他可吃了什么亏？老朋友撒撒古思说：“看，所得税，超利税，遗产税，他们非把我的汽车由五辆减成两辆，把我的存款由百万杀成十万不可；非把我的儿子由坐享其成逼得自食其力不可！高利贷不许，走私不许，倾销不许，这个不许，那个不许，从前许的全不许了！敛了这么多钱干么？塔塔你听：津贴建造平民住宅，补助义务教育，盖医院、图书馆。这个坏政府，专为大众设想，专和我们这般富商作对！你说可气不可气！”
       
        　　说着他脸色惨白，不住咳嗽起来。
       
        　　塔塔一面暗暗摇头，一面又安慰他说“撒撒古思，撒撒古思，你不宜于住在二十世纪的上海呀！为什么不到博物馆那边去住呢？”
       
        　　撒撒古思抬起头来说：“我何尝不想呢？彼得·张也同我提过了。说那边的当局对洋人还不忘旧情。可是，可是听说那博物馆没多久就要拆改合并了呢！”
       
        　　塔塔见撒撒古思由抽屉里搬出一堆财政部直接税务司的通知来，赶紧站起告辞了。
       
        　　转了一天，塔塔夫妇这时已疲倦不支了。就在万家灯火齐上时，走进了旅馆。刚想休息，突然听到一声警笛。楼梯间有人嚷：“地震了！”又有人嚷：“地震了！”又有人嚷：“原子弹爆炸了！”又有人嚷：“地球碰上火星了！”塔塔登时吓得推门想跑，推了再推，门推不开。这时塔塔太太安闲地对镜扰着头发，似乎毫不理会。塔塔想嚷，糟了，嗓子哑了，乃用全力死推。
       
        　　突然，门推开了。
       
        　　没有门，原来塔塔跌下床来了。塔塔太太也醒了，侧身问：“亲爱的，你嚷些什么？那么大年纪了，睡觉还又踢又踹的！”
       
        　　塔塔扒开惺松之眼，问太太可曾同游二十年后的昆明、南京，可曾在苏州河畔同吃烤鸭？塔塔太太抱怨烤鸭没吃到，怪塔塔夜间啃了她的脚鸭子。
       
        　　夫妇正在争辩是梦是真之际，窗纸上倏地出现一魑魅黑影。似是戎装携枪者。黑影以枪柄在窗棂上重重敲了一下，厉声警告说：“喂喂，混账，不许做梦！”权威地咳嗽一声，就又移步走过去了。
       
        　　塔塔躺在床上，做了这场大梦，实已疲倦极了。他伸手拉开窗帘，一看桌边日历，上面写着“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二”。门缝底下，开电梯的早已塞进一叠报纸来。报纸外面已阴湿了，他本能地呢哺着：“唉，霉雨的上海！”
       
        　　摘自：1946年《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