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上海中考语文现代文阅读训练：《访鉴真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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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德乘怀渡，金人道已东。
       
        　　——思托：《伤鉴真和尚传灯逝》
       
        　　看到报载日本作家井上靖来中国观看影片《天平之甍》拍摄外景的消息，不禁使我回忆起几个月前访问扬州鉴真故居的情景。
       
        　　扬州西北郊有座叫做“蜀岗”的名山。据李斗《扬州画舫录》中所引资料说：“蜀岗上自六合县界，来至仪征小帆山入境，绵亘数十里，接江都县界。”又说：“旧传地脉通蜀，故曰‘蜀岗’。”又说：“谓独者蜀，虫名，好独行，故山独曰‘蜀’。”说蜀岗的地脉远通四川，未免夸大，似应相信它以“独行之山”得名的说法。山有突起的三峰，最高的东峰为观音山，西峰是司徒庙，和观音山对峙的中峰则有万松岭、平山堂和著名的法净寺。这个古幸的闻名于世，除了它是南朝宋孝武帝时所建造，历史很悠久，更由于唐代高僧鉴真和尚曾在这里当过住持，他东渡日本传教讲法的事业，就开始于这个地方。关于鉴真六次东渡的故事，我曾读过一些历史记载，包括现代日本作家井上靖的中篇小说《天平之甍》，对于鉴真和尚无视海上的恶风险良、坚持为理想而奋斗的献身精神，怀有很高的尊敬；因此，一到扬州，就去访问了法净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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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立夏节后一个多云的日子，正当我们的车子停在寺前的空坪里，阳光刚好透出薄薄的云层，寺院周围的葱茏古木，顿时闪发出一片眩眼的金光。同行的一位本地朋友指着大门上的匾额，给我讲述起这个古寺的历史，说是它建立于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大明年间，原叫“大明寺”，直到清代初年才改成现在的名字，那自然是因为，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大明”二字是一种忌讳。进入大门，这们朋友又解释说，和其他所有古寺一样，这个古寺也有着它的漫长经历，光是清代，就经过顺汉、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的修建；但至今仍然保持着寺宇和塑像的完整，却叨光于鉴真和尚享有日本人民对他的崇仰，使它避免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破坏。我们参观了前殿和正殿，就去看访年近八旬的住持能勤法师。这位老法师住在寺院东侧一座精致而幽静的小楼上。我们被延请到二楼洁净的会客室，看到墙壁上悬挂着郭沫若、陈垣、楚寒暄，就热烈地谈起话来。不久前，能勤法师参加中国佛教会访问团，在团长赵朴初同志的率领下访问了日本。他是出家人，年事也高了，但有识见，善谈吐，精神矍铄，出言诙谐动听，访问团访问了日本的东京、大阪等好几个城市，建有唐招提寺的奈良自然是个重点。他们受到日本僧俗人士异常热情的款待，尤其是对他这个从法净寺去的鉴真和尚的后继者。他说了好几个日本人民崇仰鉴真恩德的动人故事，说直到现在，人们还尊称这位舍身为法的圣僧为“大和尚”，甚至豆腐坊也奉之为祖师。他又说了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和佛像，佛教信仰在日本人民中的巨大影响。我们的谈话也不限于佛教范围，老法师忽然赞颂起日本各大城市的管理制度。看起来，这个资本主义车家近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即使只是走马看花式的访问，这位老法师也有他颇为锐利的眼光，在繁荣的物质生活的享受中，看到了隐伏在日本人民心头的恐惧感——恐惧石油供应的匮乏，恐惧生产机械化所招致的失业现象……在说这些话时，坐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位虔诚的高僧，而是观察深刻的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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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话告一段落，老法师陪同我们下楼参观陈列室。原来这座小楼就是新建鉴真纪念堂的组成部分，我们是从后门进入的。陈列室里有许多关于鉴真生平事迹的历史文献，画片图表，东渡时带往日本的药物标本，以及日本来访者的题字，包括能勤法师访日时带回国来的大量礼品，还有一本特别珍贵的保留访问团活动照片的纪念册。从它们，你可以看到鉴真和尚用最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最坚忍的意志力量栽培起来的民族感情的花朵，是怎样的源远流长，永不凋谢。
       
        　　离开陈列室，我们从寺院的另一个侧门，去参观纪念堂的碑亭和正殿。纪念堂是一个不大的建筑群，为了纪念鉴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兴建于一九六三年。它的体制，参照鉴真建造在日本奈良的著名唐招提寺。我们走进旁边列有石鼓、上面悬挂匾额的门厅，就看到碑亭里那块引人注目的卧式纪念碑。据说，碑下那个段弥座，是依照南京栖霞山的唐代遗物刻成的。碑的正面是郭沫若题的“唐大和尚鉴真纪念碑”九个笔触豪放的大字，阴面是赵朴撰写的碑文，热情颂扬了中日两国人民千百年来的友谊。正殿和两边的长廊，既保持了唐代的建筑风格，又显示出扬州的地方特色，柱、梁、枋、拱都是木材本色，在白垩墙壁的衬托下，给人一种朴素穆的感觉。正殿正中，是一尊楠木雕制的鉴真和尚坐像。据《天平之甍》里的描绘，鉴真是一位“骨格粗壮，身材魁梧”的人物，但这尊按照唐招提寺的真像模刻的坐像，大概由于真像是鉴真七十六岁圆寂时塑造的，或者是古人的身量原就没有现代人高大的缘故吧，显得比较瘦小，不禁使我惊讶于在这小小的体躯里，竟然蕴藏有这样充沛的热情和坚韧的意志。我久久地站在坐像章前面，缅怀着这位毅力尺人的高僧所完成的稀世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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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真和尚是唐代一位很有学问的律学大师，被称为“鉴真独秀”。当时，京都长安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宗教中心，唐初就陆续有外国僧侣前来，贞观年间玄臧从印度回国后，在长安广译经典，对僧侣们的吸引力就更大了。外国僧侣中，日本的最多，他们有留住中国三、四十年之久的，有的还在宫迁里做了宫。开元年间，日僧荣睿、普照来中国学法时，邀请鉴真去日本传经。可是，苍波渺漫，万里涉海，谈何容易？从天宝元年起，十一年间，一共启航五次，不是木船被风浪击毁，就是遭受官府的禁止和僧众的拦阻，都告失败。第五次东度未成时，他因打击过大，加以漂流岭南，暑热熏蒸，以致双目失明，但鉴真毫不灰心，于天宝十二年十月间，以六十六岁的高龄，第六次从扬州出发，终于在年底到达日本，实现了他多年的宏原。井上靖的小说里，描叙天宝元年十月间日僧荣睿和普照到扬州大明寺会见鉴真，请求他推荐去日本施戒的传戒师；当他向僧众征询意见，有僧人以“去日本须渡过浩淼沧海，百人中无一得渡”的理由推辞时，鉴真回答道：“为了佛法，即使浩淼沧海，也不应恋惜身命，你们既然不去，那末，我去吧。”下了这样的决心，他就历尽艰险，也绝不动摇。天宝七年航海失败后，日僧荣睿病逝端州（广东高要），普照信心动摇。年过六旬的鉴真的视力也剧烈衰退，但他说：“我发愿去日本传授戒律，已经下了几次海，不幸至今仍未踏上日本国土，但这个心愿，总有一天要实现的。”不久，他的双眼就完全失明，北子祥彦也死在吉州（江西吉安）。直到五年之后，才获得成功。请读一读井上靖的描述吧。鉴真、普照和弟子思托等人的另一条船，十二月下旬临近日本国土时，海上的浪涛一直没有平静：“船在大浪上缓缓漂流，浪头还是很高”；“在东方的曙光下”，海面上“流动着墨一样的黑潮”；鉴真等人“都象失了知觉似的仰卧着”，“两天来和大风大浪的斗争，都使他们昏昏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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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样足惊天地的献身精神！
       
        　　《天平之甍》取材日本真人元开著于鉴真圆寂后不久的《东征传》，如其说是小说创作，毋宁说是历史故事。鉴真到达日本后，天平胜宝七年受命在奈良兴建唐招提寺。竣工时，有一位使臣带回一个中国的“甍”（放在寺庙屋脊两边的鸱尾），写明是送给普照的，被安置在招担寺金堂的屋顶上。这个招提寺，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永久纪念。但使日本人民对鉴真感恩戴德的，不仅是在宗教方面的传经施戒，更在他东渡时给日本带去了盛唐高度成熟的文化艺术，包括文学、绘画、雕朔、书法以及建筑、医药、印刷等等知识和作品。有如一个最慷慨无私的播种者，把肥美的种子模样植到日本的土壤里，使之开出灿烂的花，结成丰硕的果。
       
        　　在给纪念堂写了鉴真碑文的赵朴初同志的诗篇中，曾有“振衣蜀岗，千古高踪长怀”之句。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到过鉴真故居的访问者的共同情怀。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日本人民一直保持着对这位盲圣的崇仰。扬州的朋友写信来说，在我访问鉴真故居之后，《天平之甍》的作者井上靖先生也到了那里。在日本，除了小说《天平之甍》的流传，还有剧本的公演和其他形式的纪念活动。鉴真应邀东渡时，曾对日僧提到日本崇敬佛法的长屋王子赠给我国的僧衣上面，绣有“山川异域，风雨同天”的诗句，说明中日两国的确是兄弟之邦，应该永远友好相处。象鉴真那么一个僧人，为了传播佛法，也为了两个邻邦人民的友好，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丰功伟绩，除了他对宗教的虔诚，他为理想奋斗的坚忍意志，我以为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他那博大无私的胸怀。一个人的生命是很有限，但只要你能摒弃一切利害打算，破除一切地域观念，全心全意为理想奋斗，为人民造福，你就能永生在人民心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交替，你就能永生在人民心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交替，愈益焕发出生命的价值。奈良的唐招提寺和扬州的鉴真故居固然是弥可珍贵的历史纪念物，但如果没有广大人民永怀着对盲圣的感激，恐怕也将失去它们的光彩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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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西彦，现代著名作家，教授。生于1914年。浙江省义乌县青塘下村人。十六岁时，到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读书。1933年到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旧学联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活动，曾任北平作家协会的执行委员，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抗战初期，在武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后到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观察日报》工作。1939年底，到福建主编《现代文艺》月刊。此后，先后在桂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任教。解放后，历任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一至五届政协委员会、上海市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理事。1953年调上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文艺月报》编委，1955年从事专业创作。他从容不迫93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眷恋土地的人》、《朴玉丽》、《新的土壤》；长篇小说《春回地暖》、《在漫长的路上》（共三部，已出一部）。此外，还有文艺评论集《论阿Q和他的悲剧》、《唱赞歌的时代》、《从播种的到收获》、《论，和新旧红学》，以及外国文学评论集《严峻的文学》。
       
        　　摘自： 1979年8月8日《人民日报》